怀念罗刚成老校长

        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一校之长，罗校长全身心地融入了和学生一样的生活节奏：早上出操；晨读；深入各年级悄悄落坐教室听课，了解老师教学特色和不足，听取学生的反应；晚自习巡视检查；平时食堂伙食的检查；带头课外活动、参加体育锻炼，等等。其工作之深入，办事之认真，让全校师生对老校长无不心存敬畏；而考试之严（月考、段考、期末考加上校长抽测）、校规校纪之严（如规定校外碰到老师，不论是否任课老师，必须行鞠躬礼）、德智体全面考核检查之严（如主课不及格或体育不及格，一律留级），则深深铭刻在一届又一届学子心中。

        就在进初中不久的一天晚自习时，罗校长来到我所在初中部94班教室，叫我带着语文课本随他去五爱楼他的宿舍兼办公室。针对语文的一篇课文，就课文的中心思想、各段落间逻辑、因果关系对我进行面试。这是一篇刚上的课文，我没有很好地消化，没能回答好校长的提问。这已是56年前的事，也是我同罗校长零距离接触，且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次。尽管我的回答有些让罗校长失望，但罗校长却是以鼓励的口吻，叮嘱我在学习方法上应当注意哪些方面，并帮助我就那篇课文的逻辑思维进行分析。他那慈祥的面容，至今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配合文字训练，兼以修养自身，高中时，学校提倡写日记。罗校长看过我写的日记，并在上面写了一段鼓励的话语，大意是：你的日记写得很好，望坚持下去，做一个言行一致、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一个长者对学子多么殷切的期盼，多么温馨的鞭策！可惜的是，我没有将那本日记保存下来，未能留下罗校长那饱含深情、刚劲有力的手迹；而且也没有一直坚持写下去。直到近30年来，我才又坚持写日记，以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人生的轨迹。这30年，共和国经历了国企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经历了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巨大变革，经历了对《破产法》的争议、出台与实施。作为一名技术型管理者，我被推入改革大潮的风口浪尖，先后担任几家骨干企业的厂长，成为鄂南山城一个又一个舞台矛盾的焦点。面对所接手的一家“三资企业”涉外商务合同严重失误、引进设备严重先天不足的困境，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慎终若始，坚守13年。老校长的意志和品格无形中指引着我并给我智慧，让我学会如何与老外斗志与周旋，全力维护中方利益；让我义无反顾地牺牲小我、大局为重，克己奉公、操守清廉。回顾担任国企厂长18年这一漫长而倍历艰辛的历程，展页重温自己的日记，有时我会为自己感动而热泪盈眶：“改革开放”不久，我曾由县工办调至县里一家老厂。“文革”时，这里曾是全县以武斗闻名的派性窝子。经过近四年的潜心整治和苦心经营，我将这家事实上长年亏损、有着30年建厂史的企业，打造成当时县里第一家税利大户。调离这家工厂整整10年后，县里主持这家工厂厂长的民主选举，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戏剧性结果：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获得最高票数，而排在第二位的是县委书记。往事已成趣谈，却时时在告诫和提醒自己：没有什么荣誉，比群众的信任更为珍贵。感谢造化弄人，给我以这一难得的人生历练；感谢老校长，您给我受益一生的人生指点。

        进入高中后，不少同学有“偏科”的倾向，逐渐忽视语文学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仍影响着我们那一代人。主攻“理工医农”的同学包括我在内，将主要精力都放在数理化及外语上。刚刚复职回校的罗校长敏锐的觉察到了这一倾向。作为一个有着丰富阅历的老师范生，他理解学子们为了自己的前途，凭高考进入大学深造的心情，但更深远地认识到，语文是统领其他学科的一门基础课，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务必在高中打下扎实的基础。为此，罗校长与吴子樵校长通过开展作文比赛、大字（毛笔字）比赛等形式，引导大家把字写好，把文章写好，把语文学好。大概是高二时，在一次全校学生大会上，罗校长在谈到语文学习的重要性时，曾经这样讲：“打开我们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本，里面的公式、定理推导与叙述，逻辑多么严密，文字多么明了简洁，这就是扎实的语文根底！即使是为了学好数理化，我们也必须加强语文的学习，非如此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真谛。”真是妙语连珠，如雷贯耳。随着自己经历与阅历的增加，特别是步入社会在经济工作中经常碰到诸如“可行性报告”、“考察报告”、“产品鉴定”、“市场分析”、“商务合同”、“涉外传真”、相关管理、技术论文等大量文字的起草与交流，我深感笔头功夫与语言表达能力之不可或缺。自离开母校桃一中，我曾担任大学广播台系通讯组负责人。在完成好功课的同时，配合学校的宣传中心，采访、写稿和组稿。一定的社会工作，丰富了自己大学生活的阅历，也是尔后融入社会的某种铺垫；步入社会后，我能基本适应、应对比较复杂场合下（包括涉外）的谈判和文字工作，并以厂长之身份被县委聘为政研室特约研究员。我深深体会到当年校长、老师的良苦用心。

        在我的心目中，罗校长是一个治校有方、治学严谨的老者，更是一个忠诚于党和人民、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其人格力量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1958年至1961年，对于浩瀚无垠的宇宙时空而言，不过为一瞬；然而，在共和国与党的史册上，却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沉重的记忆。1958年无视客观规律的狂热的全面“大跃进”，1959年党内反右倾，对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的所谓“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残酷打击，“人祸”直接酿成连续三年全国性缺衣少食、“过苦日子”、民不聊生的灾难。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引领下，配合“大跃进”，县里给桃一中下达生产130吨水泥、种水稻卫星田180亩的任务。大量的劳动挤占了教学时间，便以所谓“双高课”来突击。罗校长是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他响应党的号召，亲自带领我们去偏远农村帮助抢收（晚稻）抢摘（茶籽），一搞就是一个多月；他亲自带领我们在校区种菜，并围绕校区周围开挖宽约三米，深约二米的水渠，渠内养鱼，水面养萍，以萍饲猪，以改善师生伙食。但他对上面不切实际的要求学校大办工厂、大放卫星，大量占用教学时间、不顾教学规律的作法是有抵触的，认为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教师还是要以教为主。在那极左的年代，刚直不阿的性格，注定在劫难逃。1959年，罗校长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无情的斗争（2014年4月4日即清明节的前一天下午，我们从全国各地赶回桃源以及原在桃源的高16班部分同学，去几处墓地祭奠已故老校长和老师。在城郊红岩咀罗校长墓前，我们以虔诚的缅怀之心，给老校长烧香，行跪拜磕头大礼。回忆1959年反右倾罗校长挨斗的情景，一个个仍愤愤不平、激动不已。李恒生、曾桂枝、程文忠，以及王孚清、罗婉琴等同学都是当年的目击者，他们说：斗争罗校长，是在五爱楼一楼，关起门斗的。我们爬到窗户上去看，只见罗校长跪在地上，揪住他的头发，用鸡毛掸子打……。原高14班翦南海同学也是当年的目击者。2014年4月6日于常德他回忆道：“在五爱楼斗罗校长，我爬到窗户上看过几次，晚上斗了白天接着斗……。每次都是跪着，挨尽了打”），那条兼有护校功能的环校水渠，也成为一条罪状，说他搞独立王国。他被免去校长职务，先是到601矿去挑矿砂，后被安排到桃师食堂卖饭票、打杂，一去近三年。

        与此同时，时为县文教科长（原宁乡县中共地下党员）的我的父亲，也被打成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父亲的厄运，给我带来屈辱：那个学期班主任老师给我的操行成绩是3分。“3分”，把我打入了“另册”。一些同学待我的眼光也变得“异样”，唯有那头我喂养的大水牛对我不离不弃（大搞劳动期间，学校农场有两头耕牛，吩咐我喂养其中一头），给我些许“安慰”。而比我高一届的姐姐（原桃一中初中部91班学生），则因为父亲的所谓“问题”，被剥夺了升高中的资格，自然也就失去了尔后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我与姐姐切身的痛苦，让我们小小年纪便领略到了父辈讲真话、坚持实事求是将要付出的代价，为宁肯自己丢掉乌纱帽、挨整、自己家属和子女受人歧视也决不讲假话、随风倒如罗校长者的人格所震撼。我为自己的处境无可奈何，却为罗校长的处境担忧。

        党在纠正自己的错误。1961年底，1959年挨整的所谓“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陆续得到平反。罗校长于1962年初复职，回到了桃一中。我清晰地记得，近三年之后再见老校长，是在教学西楼的楼梯上，我下楼，他上楼来。一身浆洗得干净、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添了几多白发的平头。看不出挨整三年的憔悴，他步履轻盈、精神。见到老校长，我肃然起敬，不知为什么，我竟没有叫出声。在师生对视的瞬间，他显然认出了是我，我看到了他对我的轻轻微笑，和他那能让我一目了然的眼神，似乎在说：“我回来了，不要为我担心。”似乎在问：“学习还好吗？一定要发奋 ！”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胸怀，看到了桃一中新的希望。在罗校长果敢、精心的治理下，地处县城城郊何家溶的桃一中的校风很快得到恢复，教学秩序井然。老师们迸发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极大积极性；学子们视一中为求学圣地，惜时如金。高中三年，是我六年中学生活中学习最扎实的三年。而1962年至“文革”前的1965年这四年桃一中的升学率逐年不断提高，1965年达到96.5%。一个1958年才设置高中的偏远县级中学，在以罗校长为首的一班人及其教学团队呕心沥血的耕耘之下，几年的功夫，便创造了高考升学率名列全省第二的业绩，让湖南学界刮目相看。

        我手头没有一张罗校长的照片，但他的身影容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1964年高考前夕，我们高16班同学在五爱楼前和在校的领导与任课老师合了影，留下了毕业照。罗校长因去省里开会，未能赶上，我们至今都感到是个遗憾。高考之后，罗校长参加了我们高16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座谈会。正是酷热的七月，我们围坐在大礼堂的一角，最后一次聆听了老校长的叮嘱。罗校长原本不是一个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人。按他的育人理念，作为一所完全中学，固然要给高校输送人才，并曾着力培养“尖子”，鼓励学生冒尖；但他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品质、意志和是否敢于担当。认为“上大学，并非人生的唯一选择，各行各业都可能做出成就，何况我们已经有高中的基础和底子”，告诫我们：“你们的人生刚刚开始，真正的课堂在步入社会之后。希望大家好自为之，不论今后做什么，不论何时何地，始终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一个无愧于桃源一中的人”。

        “好自为之，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一个无愧于桃源一中的人”，我和我的同窗几乎是用我们的一生在实践着。高16班的同学，一部分上了大学。他们发奋着，在理、工、医、农、教等岗位上皆有所建树，其中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博士生导师，有主任医师、高级工程师、高级畜牧师，有企业家，有长期带病工作，在鄂南名校班主任和校长任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爱生如母的省级“平凡岗位上的优秀女性”；一部分没有上大学。他们发奋着，或从教，或从军，或从政，或立足于农村一线，同样铸就着辉煌。其中有特级教师、接任母校桃源一中的校长，有扎根基层的联校长和乡村教师，有克己奉公的公务员，有担任村支部书记长达18年、独当一面的老村官、女强人，有参加了自卫反击战、舍己救人的部队功臣。个别同学直面坎坷人生，独善其身；心无旁骛、长年单身，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和一个儿子几十年如一日的孝道，在农村陪伴侍奉着老母。晚年老母瘫痪在床，长达15年，他侍以汤药，帮其洗澡擦身，直至为百年高堂送终。以中国“百善孝为先”的道德标准衡量，这同样是一种担当。而从现实来看，也许是一种更为难得的担当。

        1964年高考后，罗校长与我们高16班在座谈会上的一席话，成为母校桃源一中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若干年后，得悉罗校长于1983年去世，悲从中来，我们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不仅因为罗校长去世时年仅63岁，更因为这20年间，我们只顾各自事往匆匆，竟没有再去看老校长一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长者给我们学子的永远是无私无尽的不图回报的恩泽，而作为学子的我们，往往忽视了感恩的内心表露，哪怕是一声问候。这20年间，有十年“文革”浩劫。以罗校长对教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以罗校长正直刚毅的性格，在那百世难逢的浩劫中，罗校长必然要遭受非人的磨难。后来听说，自1966年“文革”兴起，学校停课闹革命，桃源一中成为县里重灾区，罗校长成为主要斗争对象，再次遭到毒打。“那些年老校长究竟是怎样熬过来的？”成为我们心中不去的痛。

        1995年，桃源一中88周年校庆。在“桃源一中校史回忆录”征文中，我以《忆罗刚成校长》一文追念已故老校长。校庆后不久，已退下来担任名誉校长的吴子樵校长在给我的来信中，为了让我更深入地了解罗校长，附寄剪报《把一生献给党的教育事业——记桃源一中校长罗刚成》。信中写道：“罗校长已离世12年。10年前我为他写了篇纪念文章，作为县志人物志的附录。特寄来供我们共同缅怀他的人格吧！”现就该文中有关史实和情节概写如下：

        “罗刚成，字德彦，号中宜，桃源九溪乡人。生于1919年，1983年元月20日病逝。1944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建国后任县委宣传部干事，1953年1月任桃源县第一中学校长（时为省教育厅任命），直至病逝。

        “罗刚成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坚定不移，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他出于对党的忠诚，讲了些老实话。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残酷斗争，撤消职务。后来平反昭雪，他毫无怨言。1965年全国批《海瑞罢官》，他独树一帜，提出‘要对海瑞一分为二，不宜否定其清正廉明，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文革’中的1969年，又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除党籍，开除工作，交农村管制劳动。时年逾半百，须发皆白，他身居茅棚，披星戴月，浇灌着百亩树苗。1973年平反昭雪，重返一中。面对轻视知识、读书无用的年代，他又独树一帜，提出‘还我一中校风’。1975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浪潮中，校内出现针对他的‘我校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可喜的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广大善良的人们，这张刚刚贴出的大字报，被愤怒的师生撕掉了。几十年来，无论严寒酷暑，罗刚成很少有个人安闲休息的节假日，总是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在他身患癌症、截去右腿，几度感染，身心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仍置生死于度外，强忍剧烈疼痛，为开创一中办学新局面多次找学校班子成员谈心，几次写信给县委，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罗刚成胸怀坦荡，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刚正不阿。1957年反右斗争中，上级确定教师庄宗明为极右分子，指示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罗刚成组织斗争。罗没有随波逐流，如实汇报‘庄宗明平时表现好，鸣放的意见是认识问题’。最后经上级核实，未定庄为右派；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教师温新华，子女多，经济十分困难，罗实事求是提供支部研究，按月补助生活费12元；‘右派’教师胡定初、王一匡（以后均平反）经济困难，罗分别给予福利补助。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上级要求在180亩校田中‘放卫星’，罗刚成汇报说：‘要种这么多水田，对教学质量有严重影响’，并坚决抵制浮夸；上级要求打乱班级，实行连排军事化管理，罗说：‘班级打乱了，学校会一团糟’……。罗刚成心口如一，光明磊落，他厌恶弄虚作假，不屑阿谀奉承。

        “罗刚成一贯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他长期担任一中主要领导，在几十年的招生工作中，没有开过一个‘后门’，照顾一个亲人，接受过一次礼品和吃请。他有一男四女，儿子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四个女儿，一个初中毕业回农村，两个小学毕业当集体工，小女考取技工学校，当了邮电职工。以他遍布全国在党、政、军、企中担任领导的学生，五个儿女的招工招干轻而易举，但他坚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直到临终，留给子女的只有不足千元的存款，几套褪色加补丁的旧衣。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罗刚成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精神遗产。1983年1月22日，近三千人参加了县委、政府主持召开的‘追悼罗刚成同志大会’。罗刚成无限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胆忠心、顽强意志和高尚情操，他对桃源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桃源县人民所景仰和铭记。”

        高山仰止。读了吴校长所写，一个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自己的生命、始终追求至善至真的共产党人；一个不唯上、只唯实，坚持独立思考、敢讲真话、敢于担当，与人为善的思想者；一个毫无顾及个人得失和自己家庭的损害，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只求耕耘、不求及身收获，躬身力行，死而后已的教育家的高大形象，耸立在我们面前。2000年春节，我去看望一位小学老师、原桃师附小教导主任万云峰老师。万老师和我谈起罗刚成校长：“‘文革’中，罗校长遭到残酷批斗，后来搞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他在离开桃一中时，在一中大门上钉进去一颗长钉，并放言说：‘我总有一天会回到桃一中的，到时候我要亲手把这颗钉子拔出来！’”这种嫉恶如仇、坚信道义与善良终究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与大无畏的精神；这种视育人园地遭到蹂躏、学子无书可读为心殇、报国无门的悲愤之情，足以撼人心魄、泣鬼神。

        2014年4月5日，正值清明。专程从上海赶回桃源参加高16班高中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的李绍银老师，在缅怀罗校长时追忆道：“母校一中在1977年至1979那几年的高考都不够理想。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罗校长提出自己招收初中生，从初中生源抓起。直接选拔两个班，严格杜绝开后门，不论是本校老师子弟，还是上级领导的子弟，一律凭成绩这个硬杠杠。为此，得罪了县里有的领导，但他不为所动。我和陈高中老师抓这两个班。在罗校长的具体指导下，几年后高考打了翻身仗，并为以后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摸索出了新的路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校长要求“今日事，今日毕”、“今日课，今日懂”，既严格，又细致。他生活相当简朴，自己买个小土炉子，热点菜吃。那时学校还未恢复教工食堂，师生一个大食堂。罗校长总是和学生、老师一样排队买饭菜。他那时已经很苍老了（不久即得了不治之症），但每天都是一清早起来带头晨跑。他对社会上一些人以权谋私、搞特殊化非常反感，子女找他要一张办公纸都不行。我看到的是老校长的一身正气。”

        我为能作为这样一位校长的学生而骄傲。罗校长在我六年中学期间虽仅仅担任三年多时间的校长，但他在那三年多以及直至他离世那20多年为我们所展示的波澜宕荡、正气凛然、丰富多彩而近乎悲壮的人生画面，作为“表率”继续在为我们“上课”，影响着我们。而这种影响，比之“言教”，更为深远。

        在老校长有限的人生中，由于“运动”，他几次挨整、罢官，前后长达10年。那10年中，他多次遭到毒打，“肋骨内脏严重创伤”。然他“虽九死其犹未悔”，一切由自己扛住，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以“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之羸弱之身，始终胸怀“教育兴邦，教育强国”之大志，以“提携后生，培养祖国的未来”为己任。虽“无路请缨”，至死不改初衷。

        老校长没有死，他活在成千上万“桃李”的心里。多少年来，其做人做事的品格和焚烧自己、照亮来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无声地鞭策着我。可以无愧的说，我没有辜负老校长的一片心，“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

        我之所以要以如此之篇幅来写老校长，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生的责任。一个前身由中国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倡议、创立于清末1907年的百年学府的优良传统，一个在特定的极左年代和重大历史变革中执掌桃源一中前后跨越30年的老校长的治学理念与人格魅力，需要仰视和传承。“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不是无源之水，先生的言传身教，一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勿忘从哪里来，方知应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