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昌耀其人其诗，是在1978年。当时，我作为分管西北诗稿的责任编辑，从稿堆里选出他复出后的第一首诗《致友人》，发表在《诗刊》上。现在看来，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诗人的《命运之书》没有收入这首诗作，但我依稀记得那诗和大多流行之作不大一样，一首短章，已透露出诗人独有的审美个性和写作姿态。后来，又收到他的长诗《大山的囚徒》，编辑部研究后请他来京修改这首诗作，于是便有了我们的第一次会面。
那是1979年清冷的初冬，在虎坊路甲15号只有一砖厚的小平房里，我见到了个子不高，戴一副宽边眼镜的昌耀。诗人有些瘦弱，面色清癯，上嘴唇微微翘起；虽然他当了多年“囚徒”，不大考究的衣衫仍遮不住一身书卷气。或许是神光内敛之故，他显得有些木讷，话语极为吝啬。
相识了，虽交谈不多，但我对能写出好诗的人心里总多出一份敬重，便免不了书来信往。由于职业的缘故，也赖于信任，我常常能较早地读到他的新作，并经手发表他成组、成批的作品。读到那些有血液流注的汉字，典雅、庄重且意味深长的诗行，我为之心仪、惊叹，并为诗歌而庆幸。而淡然的文字之交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感到友情日深。
一个17岁便以纯正与诗结缘的人，朝鲜战场的伤残者，随后在青海流放了二十余年。虽然命运如此，可他的诗却看不出啼血的呼号和满纸的辛酸泪，他体验了“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感受着“灵魂从肉体被撕裂时的痛快、轻松”；一个天性活泼而本质抑郁的诗人，以沉郁、苍劲，也以高致、精微征服了诗坛；在他的诗中，土地所繁衍的一切已与心灵、语言融为一体，他，是大西北无数生命的灵魂。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评价昌耀：他的作品，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诗相比，也不逊色。今天，我仍然认为此言并非夸饰，他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用汉语写作最好的诗人之一。读昌耀的诗，你会发现真实的人生之旅，被放逐的游子寻找家园的渴意以及灵魂的力量。现实精神、理性的烛照、经验与超验，有如“空谷足音”，充满了魅惑。那独有的声音既是坚实，也是虚幻，既有着古典的儒雅，又颇具现代意味；这让我想到其诗由想象控制的抒情因素，深入事物内部的象征品格，恰到好处的意象，出人意料的并置，以及反讽、带一点儿小小恶作剧式的幽默。昌耀就是昌耀，他不是任何艺术观念的追随者，他以虔诚、苛刻的我行我素完成了自己，以“仅有的”不容模拟的姿态竖起了诗的丰碑。而这些，所体现的恰恰是一个大诗人的特征。
读昌耀的近作，我钦服于他对诗的敏感与发现，对一首诗总体的诗性把握。对于诗人而言，有“有句无篇”者，有“有篇无句”者，但如昌耀这样，每一句都是诗，且通篇又能创造出沁人心脾的情境和氛围的诗人，确是少之又少了。当俗常的日子将诗意埋葬，人的颅骨内已生出厚茧，昌耀正用鎯头一样古老的汉字，敲醒未曾泯灭的诗心。
在诗坛，昌耀是广受推重的诗人，而推重昌耀的，又多为颇有创造力的诗人和青年诗人中的翘楚。我常常收到一些年轻的、素质较好的作者写来的信，他们常常提到昌耀是其极少敬重的诗人之一。在这个诗意贫乏、诗心已渺的年代，诗受读者的青睐颇为难得，而诗受诗人的青睐则更为难得。由此，称昌耀是诗人中的诗人恐并不为过。
堪称骨子里便是诗人的昌耀，似乎有点怪，据称一些名家到了西宁有意探望，他却拒而不见，原因不是别的，是“不会说话”。一个与诗同一，诗已深入骨髓的人，确有些与世俗格格不入，因为现实生活中是不能用诗当话说的。记得前两年我去青海，餐桌上由昌耀致词，那不连贯的学来的客套用书面语言表达出来，整个是个反讽，既严肃而又有趣。杭州的友人说他某年到了杭州，想不起来打个电话让人接站，竟一路打听路径，自己走了一上午才摸到了作家协会。前年，请他到京领取“人民文学诗歌奖”，在西宁车站购票时，钱包和身份证均被人抢走。遭受抢劫而又失去“身份”的昌耀惊魂不定，打来电话，让我到某次车厢某座号去领他……
或许只有他自己和为数不多的人了解他活泼、生动的天性。他曾写信告诉我，他要骑自行车周游全国，到时候从青海骑到北京来看我。若干年前我请他吃了一顿饭，他曾像孩子一样真诚地说，到了西宁，他一定好好请我一顿。近几年，他曾将自己所有的作品工整地抄就寄给《人民文学》，当他听到公允的评价，得知所有的作品在刊物一次推出时，颇为感慨，并写来长信，言之要“士为知己者死”……
其实，面对昌耀，我倒真心地感到他对刊物、对我这个编辑的有力支持。对他这样的诗人而言，即使给他颁了奖，也不仅是刊物给他以荣誉，他的作品，也给了刊物以荣誉。
写诗需要进入状态，读诗也需要进入状态。心境浮躁，对诗缺乏敏感的人不必读昌耀的诗。只有当夜阑人静、心境空明之时，品读他长长短短的诗行，才能领略书页间传来的“空谷足音”。
（作者系当代著名诗人，编辑家，现任《人民文学》主编，本文选自《昌耀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