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政绩工程”背后的腐败
——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案情背景】
2006年，湖南郴州，这片被称为“北瞻衡岳之秀，南直五岭之冲，的美丽土地，突然因一场“集体腐败”引发全国舆论关注。2008年11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案作出判决，认定李大伦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大伦被查处前后，郴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中6名厅级干部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郴州市100余名干部因涉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查处。
【案情简介】
李大伦，湖南省桃源县人，1999年2月至2006年5月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根据法院判决，李大伦在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期间受贿1360余万元。其中，大部分都是他帮助企业主承揽建筑工程后受贿得来的。
在向李大伦行贿的人中，邢某是数额最大、时间最长的一位。这位李大伦早年的下属，曾因喜欢舞文弄墨而与李大伦志趣相投。在李大伦到郴州担任市委书记的次月，邢某便嗅到商机，随之到郴州经商。此后数年，邢某如愿获得了郴州市国土局办公楼装修工程、鲁永公路路面硬化工程、王仙岭景区改造工程、郴电国际万国大厦装修工程、苏仙区瀑布景区开发工程等一系列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均由李大伦向有关部门打招呼获得，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标投标程序，有的甚至系李大伦直接指定邢某承揽。邢某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为了感谢李大伦的帮助，邢某以送现金、装修住房等方式送给李大伦及其家人巨额贿赂。随着两人的“利益联盟”越来越紧密，李大伦依仗职权为邢某谋取利益的行为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甚至不惜肆意侵害群众利益。
2005年5月，郴州市永兴县委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该县包括党政机关、乡镇一级学校在内的事业单位必须按公务员指标比例购买“幸福花园”住房，且购房者需在半个月内将购房定金打人指定银行账户。这个强买强卖的红头文件在当地引发舆论强烈不满。直至李大伦案发后人们才得知，原来开发“幸福花园”项目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就是耶某，而李大伦的妻子陈某某(因共同受贿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则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从工程项目建设中获取了实际的“好处”，李大伦更加燕衷于大建“政绩工程”。李大伦在郴州任职期间，先后主持开发了五岭广场、兴隆步行街、市政府移建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且鼓励各县大搞此类工程，要求每个县搞一个试点。这些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从建设开始就引起当地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郴州市嘉禾县的珠泉商贸城项目，因强迫拆迁酿成“嘉禾拆迁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大量的“政绩工程”对郴州遗祸甚巨。郴州市当时的党政领导班子部分成员在李大伦的“言传身教”下，纷纷插手各项工程谋取私利，多人因腐败锒铛入狱，其中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判处死刑。因“政绩工程”引发的增加群众负担、强迫拆迁、强迫集资等各种恶性事件此起彼伏。李大伦在大搞“政绩工程”中喊出的“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等口号，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政绩工程”也给郴州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建设过程中甚至还挪用退耕还林资金和下岗工人基本生活费，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
【分析点评】
李大伦案是一起地级市党委“一把手”腐败的典型案件，在其影响下，郴州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多人贪污受贿，“集体腐败”。这些案件有着同一个背景，就是大搞“政绩工程”；有着同一个特征，就是一些干部利用权力插手各项工程谋取私利。这是一起典型的隐藏在“政绩工程”背后的腐败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自古以来，为政一方的人都希望能取得“政绩”，获得好名声。但是，当“政绩”被添加上“工程”后，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一提起“政绩工程”，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把它与“形式主义”、“劳民伤财”、“捞取政治资本”等否定性评价联系在一起。尽管“政绩工程”由“政绩”派生而来，但“政绩工程”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绩”在内涵和指向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政绩”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实际成效，而“政绩工程”则是在“政绩”里掺进了个人的虚荣心和政治的功利性成分，甚至被一些人当成邀功升迁的“垫脚石”、“敲门砖”，也就是所谓的“形象工程”。当时李大伦在拆迁中喊出的“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等口号，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暴露了这种“政绩工程”不是为民谋利、而是为己谋私的本质。
李大伦等人的“政绩工程”，明里镀金求名，暗里拿钱得利，实际上是以发展之名行腐败之实。李大伦依仗职权通过大建工程而“扶持”、“帮助”不法商人邢某，从中捞取巨额好处，形成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利益联盟”。这样的“政绩工程”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暴露出的是极端利己主义，人民群众深恶病绝。
当前，各级领导干部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坚持为民务实清廉，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要解决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要认真“做事”而不是“做秀”，要真正“造福一方”而不是“造势一时”，要了解基层百姓最需要什么、最期盼什么，不做图虚名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解决好“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大兴求真务买之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办实实在在的事。要切实做到“四要四不要”，即要做为民谋利的事，不要做为己谋私的事；要做人民满意的事，不要做背离民心的事；要做满足人民需求的事，不要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要做实实在在的事，不要做脱离实际的事。
副市长梦断“生意经”
——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
【案情背景】
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许迈永自基层一步步干起，从乡镇、区县一直做到市级领导。但是，这个曾以能干闻名的领导干部，却误人歧途，醉心于自己所谓的“经营能力”，大肆攫取非法利益，最终倒在了无限膨胀的贪欲之下。2011年7月19日，许迈永因受贿1.43亿余元，贪污5300万余元，滥用职权造成损失7100万余元，被执行死刑。
【案情简介】
1959年1月，许迈永出生在杭州萧山农村，其父亲是盲人。兄弟三人中只有许迈永视力正常。许迈永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1975年考入萧山湘湖师范大专班，毕业后分配到萧山一中学当物理老师。1984年，县城所在地拟招一位分管文教的副镇长，时年25岁的许迈永刚好符合条件，就此走上从政道路。此后的许迈永“官运”亨通，不仅长期担任地方要职，而且一直处于上升势头。
在担任杭州(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港公司)董事长期间，许尊登弄始在企业经营方面崭露头角，从白手起家、四处筹集资余，到把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他受到当地政府的奖励和组织的提拔重用。但是，许迈永的心理却越来越不平衡。一方面，他觉得自己给国家赚取了那么多利润，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要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却那么少，自己经济上的欲望越来越不能满足。另一方面，许迈永看到和他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老裹们的财富迅速增长，许迈永越来越眼红，认为他们的学力根本不比自己强，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于是，许迈水开始动起了在企业经营中为自己捞取好处的念头，幻想凭借自己的“经营才能”，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
但是，许迈永的手段却不是什么真正的经营管理，而是想方设法掏空国有企业，贪污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在这方面，许迈永着实动了一番脑筋，想出了一些自认为高明的“招数”。把借款变为投资款，就是许迈永用得比较“得心应手”的一招。1998年年底，许迈永在经营金港公司时，向高某某的香港某有限公司及某制衣有限公司借款1400万余元。当许迈永看到金港公司经营利润较高后，就与高某某商定，把原先的借款说成是投资，这样，金港公司不仅要返还对方本金和利息，还要支付对方“投资”应得的高额利润，而这些所谓“利润”自然归许迈永个人所有。在许迈永的精心安排下，高某某名下的上述两公司与金港公司签订了虚假合作开发协议，将实质上的借贷关系变成投资关系。2002年5月，许迈永安排金港公司将1400万余元归还某制衣有限公司。同时，以投资收益款的名义，将金港公司开发利润1500万余元转至某制衣有限公司，然后将该款据为己有。
2000年12月至2002年2月，许迈永还采取让他人虚假出资、低价购买国有公司股份的手段，鲸吞国有资产。为实现贪污公款的目的，许迈永设立杭州瑞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博公司)，金港公司出资100万元占10％股份，剩余90％股份由他人代许迈永持有，实际上并未出资。2002年2月，许迈永指使他人仅向金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200多万元，便将瑞博公司的全部股权占为己有。经评估，当时瑞博公司资产增值3900多万元，扣除金港公司收回的10％股权转让溢价款，许迈永将剩余的3700多万元占为己有。
除了大肆侵吞公款外，许迈永还打起了其他老板的主意，大搞权钱交易，收钱数额之大，到了让人瞠目的地步。用许迈永自己的话说，他是从小穷怕了，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差，生活艰苦，所以时常担忧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但这些理由，只不过是许迈永肆无忌惮索取、收受钱财的借口。2002年8月，浙江科技学院老校区100多亩土地用于开发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但因资金问题一直没有启动。此后，许迈永向坤和房产公司董事长李某某推荐这个项目。2007年11月，许迈永用召开区委书记办公会议“协调”的方式，最终使得坤和房产公司中标。李某某为表示感谢，先后8次送给许迈永钱款达830万美元。更有甚者，2005年许迈永帮助高某某的公司取得西湖区三墩镇29号地块后，以炒股为名，一次就向高某某索要2000万元。
许迈永的疯狂敛财行为，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他的不归之路令人深思，发人警醒。
【分析点评】
许迈永案一个显著特点是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综观此案，一个沉沦在捞钱、圈钱、洗钱生活中的丑陋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许迈永的人生呈现出两个走向鲜明的阶段，前后判若两人。他曾发挥其经营才能，把企业搞得有声有色，得到组织的肯定和重用。随着职务的升迁和权力的增大，他飘飘然了，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商人，用赃款投资谋利，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居然成立或参股了多家公司。这个时候，费尽心机聚敛财富的许迈永，不是想着如何认真履行副市长的职责，更不是想着如何为群众办事。由于世界观发生蜕变，许迈永把为人民服务换成了“为人民币服务”。这一字之差，就使其人生境遇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服务对象变了，宗旨和性质变了，坠入犯罪深渊就难以避免了。
当前，仍有极少数领导干部认同甚至秉持许迈永的错误观点。有的认为在推动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领导干部作出了较大贡献，就应该先富起来；有的看到暴富现象增多，眼红了、心活了，觉得当官吃亏，特别是看到有些老板依赖行政权力赚了钱，感到自己既有权力又有能力，“有权不用”就会“过期作废”；更有沾染封建腐朽思想者，把“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作人生信条。这就使得个别领导干部对权、钱、色趋之若鹜，而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甚至大肆侵害社会和群众利益。如果这样，不仅这些领导干部会违背民心民愿，走向腐败，还会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
政商两道，各行其道；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做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践行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这是党性的要求，这是党组织的需要，这是人民的期望。各级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带头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表率。
权力是柄“双刃剑”
——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董永安受贿案
【案情背景】
交通领域工程建设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关系国计民生，国家一直给予巨额的资金投入，但这些资金的使用和监管领域也成为了腐败高发区。2012年10月9日，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董永安站在了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被告席上。11月19日，董永安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董永安也因此成为1997年以来河南省历任交通厅长中的第4个落马者。
【案情简介】
董永安是陕西省西安市人，1982年从西安交通大学气体动力工程专业毕业，进入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工作。他从技术员做起，直至2002年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集团(以下简称“一拖”)董事长、党委书记。那个时候，董永安是群众眼中的好领导，懂技术，爱钻研。直到今天，许多“一拖人”依然认为是董永安把“一拖”带出了困境，实现了整体扭亏为盈，使“一拖”进人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2008年3月，董永安任河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在从政之初，董永安曾用三句话概括自己的从政原则：常修从政之德，常思富民之策，常怀律己之心。在董永安主政河南省交通厅期间，河南交通事业迎来了空前的高速发展阶段。截至2010年12月底，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5016公里，连续5年保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全国第一。董永安经手成百上千亿的高速公路建设资金，这让他在大展宏图的同时，也飘飘然起来。
2008年9月的一天，董永安在“一拖”的老同事邵某和生意伙伴倪某敲开了董永安的家门。一阵寒暄之后，二人终于说明来意。原来二人从小道消息得知，交通厅下属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在某省投资承建了一条高速公路：眼看好多人因承揽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发了财，二人也．红了眼，于是想拉董永安“入伙”，一起从高速公路项目上“揩揩油”，先将项目承包到手再转卖出去，无本万利，事成之后三人平分。想到自己经手的资金成百上千亿，不知多少个体老板从中发了财，董永安贪从心起，一拍即合，完全不顾及邵、倪二人毫无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经验。此后，董永安安排下属公司有关领导对邵、倪二人提供帮助。在董永安的安排下，邵、倪二人通过挂靠某工程公司获得投标资质并通过“陪标”方式，中标该高速公路某路段，标的额3.l亿元。邵、倪二人一倒手将项目卖掉，从中收取标的额3％的好处费。就这样，这笔钱成了董、邵、倪三人的“私人财产”。
业务能力超群的正厅级领导干部，最终没能经得起利益的考验。从政时的豪言壮语仍振聋发聩，但董永安已不再是群众眼中的好干部，他已经蜕变成了人民的蛀虫、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啃噬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交通厅厅长手中建设项目多、权力大、风险高，如果认识不到权力是柄“双刃剑”，做不到廉洁自律，那么陷入腐败的泥潭、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也就为期不远了。
【分析点评】
我国交通事业的历史性跨越，给现代化的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也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实惠。“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老百姓的口头禅，既饱含着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党的富民政策的生动写照。然而，有的领导干部却变质变味，把修路当成了为个人圈钱的“肥差”，董永安便是其中一例。这起交通建设领域的典型腐败案件，很有警示意义。
人们形容董永安与在他之前倒下的3位厅长是“前腐后继”。出现这种令人痛心的悲剧，金钱的诱惑、监督的缺失、制度的漏洞等原因颇多，但要害还是他们忘记了共产党人强国富民的理想与责任。董永安曾经是“一拖人”眼中的“好领导”，说到底，那时他对群众还有朴素的感情，带领大家实现了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为职工带来了经济利益；而当交通厅厅长仅几个月，他就开始权力寻租，与人合谋捞钱。虽然订立了“常思富民之策”的从政原则，富民的思想已荡然无存，眼中的群众被不法商人所取代。不断刷新的高速公路里程不过是他捞取政绩的资本。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在心中分量的重与轻，决定着我们事业的兴与衰、人生的欢与悲。分量重，则有了道德之根基、行为之规范，干事创业就会如鱼得水、顺
